周恩來殫精竭慮治水患

中國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較多的國家之一，也是水患嚴重的國家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特別關注對水患的治理，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

新中國成立后，長江、淮河發生水災。特別是淮河水災，給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

中央把治理水患當作頭等重大事來辦。周恩來與時任水利部長傅作義一起，召集水利專家和財政、物資部門的負責同志，一起制定大規模導淮工程的計劃。

在研究、落實的過程中，周恩來要求各部門、各地區必須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以戰斗的姿態，不講價錢的落實。

周恩來親自主持淮河流域規劃工作，對治淮計劃進行了修改、充實，再組織專家進行反復研究。1950年10月14日，周恩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會議，作出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并于當天發布。在這個決定中，周恩來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針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齊動手”的團結治淮的原則，解決了治淮事業中蓄洪與泄洪、上游與下游、近期與遠期、除害與興利等一系列的關系問題。

決定做出了，下一步就是落實的問題。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開始全面實施。在那個缺糧的年代，糧食是最關鍵的物質條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糧食，就能動員和組織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順利進行。周恩來抓住了這個關鍵點。在他主持下，政務院召開專門會議，做出決定，于當年11月撥出治淮工程款原糧4.5億斤，小麥2000萬斤。大批糧食的調入，保證了治淮工程按時開工。

治淮工程開始后，周恩來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可以說，做到了殫精竭慮。他在一次和水利專家的談話中說了這樣的話：“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來正是用“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的高標準來治理水患的。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線，對每個細節都認真了解，聽工程師們的匯報非常細心，每當發現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問。他還要求工程師們把水文資料加以整編，給制定淮河流域的防洪與水資源開發計劃打下了基礎。此后幾十年，淮河流域沒有再發生大規模水患。

“好，我來管”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巡視長江時，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南水北調”引漢江水補黃河水的設想。這個設想經過科學規劃形成了治理長江、南水北調工程的藍圖。這是當年黨中央抓的最大的水利工程，牽動國家許多部門和幾個大省。1958年2月，毛澤東把治理長江、南水北調的重任交給周恩來。他對周恩來說：恩來，這些問題今后就由你來管吧！毛澤東邊說邊伸出四個手指頭比劃說：“一年抓四次。”周恩來爽快地答道：“好，我來管。”

毛澤東要周恩來一年抓四次，實際上，周恩來抓得比四次多得多。就在毛澤東交給他這項任務的當月（即2月）底，周恩來出訪朝鮮剛剛回國，來不及休息，就趕到湖北視察長江三峽。1958年初，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研究決定將一份《長江流域規劃報告》拿到3月在成都召開的專門會議上，周恩來為了使這個報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2月下旬親自查勘了三峽壩址。在船上，周恩來聽取匯報，主持討論，仔細研究長江規劃和三峽問題，沿途經歷十多天的勞累，顧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連夜乘火車由重慶趕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會議。在成都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作了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專題報告。根據周恩來的報告，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決議。這個決議，成為指導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的重要文獻。

中央成都會議同時決定漢江丹江口水利工程開工。為了迅速執行這一決定，成都會議一結束，周恩來就在湖北召開了有關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的會議，確定由王任重主持該項工程，對中央負責，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負責設計，湖北省政府組織施工。自1966年2月復工以來，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勝利建成了，改變了原來江漢平原三年兩淹的局面，發電、灌溉、航運和水產養殖的效益也十分顯著。

“不能只求治標，一定要治本”

周恩來治水患，深有戰略眼光，他把治水患與水利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著力于制定水利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任務。

1949年11月，周恩來親自確定了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基本方針和任務。水利建設的方針是：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以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水利建設的任務是：依據國家經濟建設計劃和人民的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和人力、物力及技術等條件，分輕重緩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發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以及疏浚河流、興修運河等工程。

為了貫徹水利建設方針，完成水利建設任務，周恩來說：“我們不能只求治標，一定要治本，要把幾條主要河流，如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1949年到1952年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家的財政經濟十分困難。就是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在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家政府，每年都增加水利建設經費。

周恩來經常深入到水利工程第一線調查研究，與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治水患的辦法。他曾經親自到治淮第一線與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治淮方案；他冒著風雪嚴寒視察荊江大堤；他三到三門峽，在水庫工地上度過八個日夜；他親自勘選三峽壩址；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庫勞動，六次到密云水庫工地解決問題。北到東北，南到海南島，大部分水利工地都留下了周恩來的足跡。即使是在外地視察或者開其他重要會議，只要聽說有水利工程，他就要到現場看看。

原任鐵道部部長的呂正操將軍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58年，黃河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月17日夜，黃河鐵橋十一號橋墩被沖毀，京廣線受阻。周總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帶著我們乘飛機趕到鄭州。在飛行途中，總理和我們談論到西晉時杜預曾在孟津架過浮橋。一下飛機，總理就叫人去圖書館查找有關資料，同時聽取匯報，了解實情。接著，又到大橋上視察，一直忙到夜間十一點半。為了盡快恢復南北運輸，總理不顧疲勞，又要求連夜召集群眾開會，動員搶修。這時，職工已經入睡，聽見鐘聲，都趕到宿舍球場。大家見總理精神抖擻地站在前面，情緒十分激動。總理說：‘歷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橋，我們現在一定能夠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橋。’他號召大家獻計獻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橋修好。開會期間，下了一陣雨，有人要給總理打傘，他婉言謝絕了，一直冒雨把話講完。聽了總理的講話，群眾的熱情很高，會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經過十四晝夜奮戰，大橋很快修復了。8月5日下午，周總理再次來到大橋工地，同工人、戰士、社員會面”，“回到住地，又聽到濟南黃河鐵橋也出現了險情的消息，總理不顧勞累，次日又飛抵濟南視察”。

周恩來在任期間，他的足跡遍及我國的江河，在他的領導下，每一個時期水利工作的方針任務，每一條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他親自主持審定。

（摘自2017年第6期《世紀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