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精神風范：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在那種特殊復雜的情況下，有些問題上要抗爭，有些問題要忍讓，有些問題要在沉默中等待時機的轉換。但不管采取那種方式，他始終進行著堅韌不拔、頑強卓絕的抗爭。特別是他保護了一大批忠于黨和人民的領導干部，把他們一個一個送上領導崗位，這才有了后來的歷史，才有了改革開放美好的今天。尤其在促使鄧小平復出上，可以說是用盡了他的全部心力。

　　1972年5月18日，醫院確診周恩來患了癌癥。但是，他沒有去治療。1973年3月，他主持過政治局會議，恢復了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副總理職務后，才向政治局請假兩周到玉泉山去檢查治療。1974年聯合國召開特別會議，要中國派代表團參加并發言。周恩來與毛澤東商定由鄧小平率團去。他是想讓鄧小平在國際上亮相。毛澤東決定后，江青反對。毛澤東表示，“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同意毛主席意見，并為鄧小平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以壯行色”。

　　1974年底，籌備四屆人大時，“四人幫”為“組閣”奪權，制造“豐慶輪”事件，大鬧中央政治局會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并采取惡人先告狀的辦法，派王洪文于10月18日背著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員，去長沙向毛主席告周恩來的狀。說“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但是活動頻繁，晝夜忙著找人談話，一直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到醫院去他那里，經常去看總理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他們這些人在這時候來往這樣頻繁，這是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的。”并借機逐一吹捧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遭到毛主席的嚴辭批評。

　　當時，周總理的病情已經很重，但是，為了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為防止黨、政、軍大權旁落于“四人幫”手中，為四屆人大“組閣”作最后的斗爭，他不顧個人安危，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飛機，抱病到長沙去見毛主席。行前，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便中有潛血，需要立即檢查治療，勸阻總理不要遠行。周恩來對醫生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葉劍英再三囑咐隨行醫務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周恩來安全回來。

　　抵達長沙后，總理向毛主席匯報了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毛澤東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同意在四屆人大召開前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因為當時鄧小平在黨內只是政治局委員，王洪文是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都在鄧小平之上〉。并當著王洪文的面第一次明確提出“四人幫”的概念，對王洪文講“‘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么多人，要團結”。“江青有野心”，重申“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在解決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后，12月26日晚上，毛澤東避開王洪文，約周恩來單獨進行了一次長談。這天正是毛主席的生日，他們談得很久。形成后來人們所說的“長沙決策”，其中，重要內容是與周恩來分析比較，交換意見，最后確定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

　　1975年夏天，毛澤東指示政治局批評“四人幫”，周恩來與毛澤東商定，由鄧小平主持。這樣，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實際處在了王洪文之上，實際上已安排好由鄧小平接班。這時周恩來自知將不久于人世，毛主席也在念《枯樹賦》。周又親自給毛主席寫信，建議由鄧小平接替自己的職務。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進行第4次大手術。此時，總理除了膀胱癌外，又增添了結腸癌，對一個77歲的老人來講，進了手術室，還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來。在進手術室之前，總理躺在推車上，用顫抖的手在1972年6月23日，他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就“伍豪事件”所作專題報告錄音整成的書面材料首頁上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危中的周恩來漏寫了一個“前”字。入手術室前，他用盡全身氣力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對“四人幫”邪惡勢力的控訴，也是留下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清白，也是在保黨的政治聲譽！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問“小平同志來了沒有？”鄧小平走上前去，總理握住鄧小平的手，高聲地說：實踐證明“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這時他雖然不能起來與鄧小平一起同“四人幫”斗爭，他還堅決地鼓勵支持鄧小平將全面整頓繼續搞下去。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一再囑咐葉帥，“千萬注意斗爭策略，權不能落在他們手里。”

　　在那種情況下，個人并無回天之力，但他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鋪墊了結束這場動亂的道路，減緩了這場災難對人民的打擊。在曲折復雜的斗爭中，他也不得不講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但無論是抗爭，還是忍辱負重，都是在歷史的悲劇中，所作的一種恰當的選擇。所以人民理解他，熱愛他。李先念講：“他是在荊棘中潛行，在泥濘中苦戰”。葉劍英講“最艱難處顯奇才”。陳云講：“如果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無限悲痛。”這也是國人的共識。

　　本文系《周恩來精神風范》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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