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怒斥環保弄虛作假：騙了活人騙死人【3】

支持參加聯合國首屆人類環境會議

　　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的環境公害事件不斷發生，一些國家的媒體開始報道公害事件的真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1968年，根據瑞典的建議，第2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決定于1972年召開人類環境會議（即聯合國第一次環境會議）。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關保護環境的全球會議。1972年2月，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邀請中國參加。此時中國正值“文革”時期，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還是決定組成30人的代表團參加這一世界性會議。周恩來指示：“要通過這次會議了解世界環境狀況和各國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并以此作為鏡子，認識中國的環境問題。”

　　在確定代表團組成人選時，相關部門開始擬就了以衛生部人員為主的名單，報送國務院審定。周恩來指出，環境問題不僅僅是個衛生問題，還涉及國民經濟的很多方面，代表團成員還應包括綜合部門的同志。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最后確定的代表團成員來自計委、工業、農業、水利、衛生、外交等部門，團長為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唐克，副團長為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共計20多人。

　　為參加聯合國首屆人類環境會議，中國政府要按規定提交一份報告。周恩來在審閱報告草稿時，發現其中大講中國取得的建設成就，而對公害、污染問題只字未提。閱后，他對起草人嚴肅地說：“還是實事求是嘛！我們也有環境問題，不好回避。西方環境不像你們講的那么差，我們這里也沒有這么好，污染到處都有，一些地區很嚴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煙。不能只把公害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頑癥。”周恩來不但對文件草稿提出具體意見，還親自提筆修改。于是，在中國代表團提交大會的文件中，增加了“中國也存在環境問題”一節。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首屆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此次大會共有18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參加，102位國家元首與會。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會，也是人類環境與發展史上影響深遠的一次盛會。中國代表團對將由會議發表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草案提出10條修改意見，結果有3條寫進了宣言，另外7條的觀點也被一些條款吸收進去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后，中國環境問題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周恩來明確表示：對環境問題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應當把它提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在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國派出了城市建設考察小組到國外去考察。

　　防治環境污染要堅持“預防為主”原則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會議召開之前，國務院環境檢測小組作了一次全國性的調查，要求各省都要調查環保問題，還給各省設定了一些課題。匯總起來，環保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是沿海，大連灣、膠州灣及上海、廣州等沿海地區的海水污染較嚴重，其中海灣的污染已經非常嚴重；第二是城市的大氣污染；第三是水污染；第四是生態破壞。上海是工業比較集中的城市，環境問題比較突出，大氣污染、水質污染非常嚴重。周恩來在參加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上海小組討論時說：你們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的人對上海的水質意見很大，有味道。黃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恩來認為，防治環境污染要堅持“預防為主”原則，不應該在環境污染發生后再去治理，而要積極主動地防止環境污染的出現。周恩來在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的講話中，特別強調如何治理環境污染、怎樣保護環境的問題。他指出，控制環境污染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從方針上確定“預防為主”，而不是在污染問題出現后再去處理；對于出現了的一些問題，要馬上解決。“預防為主”的方針，首先實施于衛生部門，現在應該把它推廣到環境保護上來。他說：我們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問題。我國的工業化剛剛起步，我們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現環境污染的情況。我們應該從建設一開始，從產品、廠址、技術設備選擇時，就注意環境保護。要考慮到建起來之后，對環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壞。我們搞建設，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孫后代，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后代的事情。

　　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研究了我國的環境狀況，并將各部門反映的比較嚴重的環境問題集中登載在12期會議簡報增刊上。周恩來看后，將簡報批轉給中央各部部長和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包括各自治區區委第一書記、直轄市市委第一書記）閱看，以引起相關領導的重視。這次會議雖然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但它標志著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開始，為中國的環保事業作出了應有的歷史貢獻。具體來說，這次會議取得了三項主要成果：第一，向全國人民、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不僅認識到存在環境污染，且已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而且有決心去治理污染。會議作出了環境問題“現在就抓，為時不晚”的明確結論。第二，審議通過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環境保護方針。第三，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環境保護文件《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后經國務院以國發〔1973〕158號文件批轉全國。

　　據國家環保局的資料顯示，僅1970年到1974年，周恩來關于環境保護的講話就達31次之多。同時，他還是我國環境保護法制化的促進者，推動了中國第一部環境保護法規——《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出臺。

　　1973年8月制定的《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明確規定了“三同時”制度，即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這一制度是周恩來提出的“預防為主”原則的具體體現。此后，“三同時”制度成為我國防治環境污染的基本措施。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對“三同時”制度從法律上加以確認。

　　在國發〔1973〕158號文件中，國務院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設立精干的環境保護機構，給他們以監督、檢查的職權”。根據文件規定，在全國范圍內陸續建立起環境保護機構。在周恩來的多次指示和督促下，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建立起環境保護機構、環境監測和科研機構。1974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由國家計委、工業、農業、交通、水利、衛生等有關部委領導人組成，余秋里任組長，谷牧任副組長，下設辦公室負責處理日常工作。同年11月，重慶市成立了市環保局。這是我國出現的第一個環保局。

　　周恩來在晚年患病住院期間，仍一直關注著環境保護工作，多次作指示。他認為環境保護工作始終應該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應搞好工業、農業、林業、水產、交通、衛生、城建、氣象、海洋、地質等各個方面的協調工作。

　　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之后，中國的環保事業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先后出臺，如《森林采伐更新規程》（1973年）、《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197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暫行規定》（1974年）等。也就是從那時起，一批國外先進的環境監測儀器和設備引進國門。官廳水庫的水質污染、包頭鋼鐵廠的煙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連北京的垃圾桶都開始重新設計和設置。

　　中國首任環境保護局局長、曾參加過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的曲格平指出：“1972年，周恩來總理在國難當頭之際，毅然派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讓閉目塞聽的中國人走出國門，睜眼看看世界。這次會議無疑是一次意義深遠的環境啟蒙，使我們開始看到了自身的環境頑疾。1973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它猶如一聲驚雷，驚醒了沉醉于‘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人，使我們開始認識到自己國家所面臨的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從此，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開始了艱難的起步。”